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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今年86歲，也就是流浪了86年。
活過了20世紀的我，這本書等於是我所活過的20世紀

這本書，要用一輩子的時間才能寫成！

最戲劇性的人生！最刻骨銘心的感情！
華文世界著名女作家聶華苓
86年歲月人生
近300張珍貴照片
見證了一段大時代的記憶

我是一棵樹。根在大陸。幹在台灣。枝葉在愛荷華。
聶華苓把心，放在了三個地方，
中國大陸的靈魂，台灣的風華，美國的情緣。
歷經歲月崢嶸與離合悲歡，
關於那逝去的，聶華苓有深情的回憶；
對著愛荷華河上的落日，有著說不盡的惆悵……
她的經歷，是一個世紀的縮影，用自己的生命經驗娓娓道來，尤其豐富深刻。

從1925至2011年的86年間，這一個大時代的重重疊影和繁複圖像，從中國大陸的故園、到青年時期暫寓的台灣，以至中年迄今定居的美國，聶華苓超越了地域與文化的疆界，凌駕了政治與歷史的分野，以一貫細膩優美的筆觸，記述自己曲折動人的一生，寫下三個人生階段、三個年代和三個活動空間中的記憶，這些記憶如此明晰，彷如昨日，讓讀者看到一位重要作家曲折動人的一生──曾相依為命的摯愛母親、為了理想而共同奮鬥的至交好友、與世界各地作家相知相交的動人故事，以及相知相愛27年、卻不幸猝逝的丈夫……字裡行間所流露出來的真情，令人動容。

聶華苓的個人記憶和大時代的集體記憶，讀來令人動容，交織出當代海外傑出華人作家的清晰身影，蒼勁與美麗。

聶華苓與夫婿保羅．安格爾（Paul Engle）最為世界文壇所津津樂道的，就是在美國愛荷華大學主持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四十多年，曾經邀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一千多位作家，包括楊逵、□弦、商禽、白先勇、王禎和、王文興、七等生、林懷民、蔣勳、鄭愁予、陳映真、柏楊、尉天驄、吳晟、季季、楊青矗、向陽、宋澤萊、李昂、蕭颯、黃凡、張大春、駱以軍等人到愛荷華，參與這個跨國跨界的文學寫作計畫。

聶華苓一生的故事，是一次20世紀的文學壯遊。

聶華苓與保羅．安格爾家中的客廳，有如一幅壯偉的世界文學地圖，在這裡交會，發出璀璨的光亮。

作者簡介

聶華苓

1925年出生於武漢，南京中央大學畢業。1949年抵臺灣定居並從事創作，擔任《自由中國》編輯。《自由中國》停刊後，曾於臺大、東海大學任教，後應美國詩人保羅．安格爾之邀赴美訪問，1967年與安格爾創辦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，四十餘年來，已有七十多個國家與千位作家因此計畫能與世界各地作家交流。在美曾獲頒三個榮譽博士學位、美國五十州州長所頒發的文學藝術貢獻獎，並曾擔任美國紐斯塔國際文學獎評審員、美國飛馬國際文學獎顧問。

著有《失去的金鈴子》、《桑青與桃紅》、《千山外，水長流》、《三生三世》等23部作品。部分作品已被譯成英、義、葡、波蘭、匈牙利、南斯拉夫、韓國等版本。

《桑青與桃紅》英文版獲頒1990年美國書卷獎（American Book Award）。

2009年獲頒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，同年馬英九總統親授二等景星勛章。

★踽踽獨行——陳映真，一九八三

我在台灣從沒見過陳映真。一九六○年，只有二十三歲的陳映真，在《筆匯》發表一連串小說〈我的弟弟康雄〉、〈家〉、〈鄉村的教師〉、〈故鄉〉、〈死者〉、〈祖父與傘〉。那年正是《自由中國》事件發生，我和外界隔絕，自我放逐，心情極端虛無，沒有讀到陳映真的小說，也沒有見到陳映真，很遺憾，更何況當年他一定是個俊美的男子。一九六四年，我到愛荷華以後，才讀到他的小說，如〈第一件差事〉、〈最後的夏日〉、〈我的弟弟康雄〉，以及後來的〈鈴鐺花〉、〈山路〉，隱約感到他的憂鬱、激情和孤獨。在那個恐怖時代，作家的傾向，盡可能不觸及社會現實。陳映真獨樹一幟，他的小說不局限於鄉土，不賣弄現代，而是基於對人的終極關懷，基於人性，用藝術的手法，挖掘社會現實，表達他的思想，而他的激進思想，是當時的權力統治者要封閉剷除的。

陳映真是思想型的小說家。他的思想可以從他小小的年紀追溯起。他十歲那年，目睹台灣二二八事變，看見被人打在地上呻吟、鞋襪沾著血跡的外省人，聽著大人神色恐懼地談論國民黨軍隊揚威台北。上小學五年級時，老師在半夜裡被軍用吉普車押走，就住在他家後院的兄妹倆也被人押走。他讀初中時，眼看著憲兵在火車站貼出的告示：「……加入朱毛匪幫……驗明正身，發交憲兵第四團，明典正法。」讀初中時在父親的書房發現魯迅的小說集《吶喊》，啟發他對文學的思想的探索。他也讀契訶夫、屠格涅夫、托爾斯泰，畢竟沒有魯迅的《吶喊》那麼親切。上大學時，他對於知識和文學如飢如渴，讀西洋文學，在台北舊書店搜尋魯迅、巴金、茅盾、老舍那些作家的作品，甚至找到《聯共黨史》，史諾的《紅星照耀中國》、《馬列選集》這些沒人敢碰的禁書。他細讀美和審美的社會功利性以及藝術的勞動起源這一類的美學。一九五九年，他開始寫小說了，在尉天驄主編的《筆匯》發表。從此他沒停筆，用他冷峻而又豐潤的筆，寫出大量精緻、理性、批判性的作品。同時，他的左傾思想渴求實踐，和幾個年輕人組織讀書會，那和台灣的現實是絕對對立的。

一九六八年，我和Paul邀請陳映真到愛荷華來，同時接受邀請的，還有捷克劇作家、後來成為總統的哈維爾（Vaclav Havel）。兩人都缺席了。陳映真被捕入獄，哈維爾在蘇聯坦克車進入布拉格時，逃入地下。

我和Paul決定為陳映真辯護。明知那是枉然，早在一九六○年的雷案即是一例。但我們要對陳映真的被捕表示抗議，提醒當局尊重法治，唯一的辦法，是在台灣找律師為陳映真辯護。沒人敢接那件案子。終於找到一位在台的美國商務律師，當然，他要預付律師費。Paul找到一筆錢，電匯給律師，但給那個隱而不見的最高權威扣下了。陳映真由軍法審判判刑十年。一九七五年，蔣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，提早三年獲釋。他一出獄，就給我和Paul寫了信。他在給我的另一信中說：

……在主觀的願望上，我希望能以寫小說終此一生，雖然有許多困難——諸如自己才能的，經濟的，環境的限制——但我相信我會努力地走完這條路，不是對於自己有什麼自信，而是除此之外，我已一無所能，一無所有。

我看不出在一定的未來時間我能有機會到您那兒去。我倒覺得去不去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怎樣同自己的民族和歷史合一，做為反映我們民族和歷史的一個卑微的器皿……

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早上，美國詩人辛普森（Louis Simpson）來我家吃早點，在門口按鈴，廚房的電話同時響了。

陳映真又被捕了！家也抄了，父親的家也抄了，岳母家也抄了。帶走了幾箱書。他坐了八年牢，四十二歲了，再坐牢，這一輩子就完了！我們實在不懂。他上次出獄以後，沒有任何越軌的行動和言論。他結了婚，辦了個小印刷廠。他忙著養三家人！父母、養父母、岳家。朋友八月間回台灣看到他，臉色蒼白，提著一個公事包趕計程車，忙得不得了。我們實在不懂，好好一個人，為什麼不讓他過點自由的日子……

陳映真的弟弟映澈講著講著，聲音哽咽了。